逻辑可以规范人的思维，使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理性，更加正确地认识世界，更加恰当地处理问题。

不幸的是，逻辑在中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学时期，参与的很少。在高校里，主要是学习文科的学生。很多人觉得逻辑只是文科的一门学科，没必要人人都学。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逻辑要从高中开始学，逻辑思维要从小学开始训练。

对逻辑教学的忽视，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甚至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训练，导致中国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就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他们的思维结论只是基于一定的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的，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缺乏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中国人的思维存在很多逻辑缺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的现象如此严重，连一些学者、教授也无法避免。 2003年4月至5月，首都10余家主流媒体以显着位置和醒目的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令人担忧。 。

作者在这里谈论了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1.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清晰的概念是判断和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明确的概念定义，就很难保证由此产生的判断和推理的正确性。

中国人不擅长，或者说不擅长分析概念。中国人对概念的定义一直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清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呢？几乎没有。中国哲学家很少给它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意见不一。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未定义。 《墨子》中有一点对“同”、“异”等抽象概念进行了定义，这是非常罕见的。墨子是伟大的。

然而，理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冯友兰先生说：“名字必须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所指的就是这个名字所指称的事物之所以是这个事物的原因，也是这个事物的要素或概念。” [1]同一个词。 ，可以表达或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概念的内涵。如果概念不清楚，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所有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毫无意义。分析概念是逻辑思维判断和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楚，判断和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付诸实施，也可能得出错误或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时，首先必须对所讨论的问题所涉及的概念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概念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无法讨论，继续讨论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在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重达一万磅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在开玩笑吧？万斤重的马哪里找？更不用说10厘米长的马了！第一个人回答：“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所以他们的看法也不同。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这里只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又如范伟的小品《卖车》中的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问：“为什么你的狗没有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卫生，但正确答案是：“因为狗只能生狗，没有别的。”来吧！范伟说：“你说的是生下来的命！”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命，而高秀敏的意思是“诞生的生命”，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表达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过转换来迷惑人。概念。

赵本山的小品《不缺钱》中使用了“屁”这个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怀疑，因为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不同的理解导致对草图的评价不同。

再比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一个人说她一般，还有一个人说她只是一只恐龙！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在他们心目中，美丽的标准不同。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没有结果的。

因此，当我们在生活、学习中出现一些争执时，往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没有一个人服气。虽然每个人都在谈论同一个词，但对这个词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同一个话题，怎么可能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照常规的理解来讨论。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混乱，会造成大量漏洞，可能被他人利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造成损失；或导致执行者不知所措。 ，执行不力，成效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市”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是指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住区。在我国，由于实行市管县体制，市作为行政区实际上是同时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农业人口多于城市人口，这其实是一个名字。确实不一致。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使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很多偏差。

例如，“上海”一词中，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和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的行政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海作为市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区县。在进行各种研究时，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我国的直辖市根本不是城市，而是一个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说重庆是世界第一大城市是无稽之谈。按照这个说法，中关村是最大的村庄。如果我们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把市镇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误解。比如，上海的人口密度非常拥挤，但如果按照直辖市的人口和面积来计算，却比很多同级别的国际城市还要小。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郊区作为市郊的郊区将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的建设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应该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还是传统的县城？或者建造另一个新城市？结果就是不像城市，不像乡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浪费严重。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发挥人口集聚效应。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多变、分散。嘉定镇是旧县城。随后，设立新城路街道办事处。现在正在建设嘉定新城，安亭镇也建设了安亭新城。南乡镇和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区，嘉定的城镇化过于分散。如果二十年前能找到一个建筑中心，嘉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

在中国的许多法律法规中，概念往往不明确。概念不清晰导致表达含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发布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发布立法解释，以填补法律漏洞，对某些概念和规定进行修改。表达清楚、不含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相互矛盾的解释，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况并不少见。

我们再看另一篇有关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和“疾病健康教育费”。当群众询问时，医院领导出示了上级文件，表示可以收取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份文件上。文件只规定可以受理，但“健康咨询”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但这个概念没有具体的定义，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可以理解这个概念，随意收费。正如医院一名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大家说的话”。 “健康咨询”是患者向护士提出的问题。据此了解，他们的收费是合理的。事实上，像这家医院这样的收费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利用这个漏洞。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系统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它提出的许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例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多耕耘。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如何理解？什么是“应该”？更”？什么是“管理人才”？怎样才算是“修行”呢？每一项内容都比较模糊，无法明确，双方执行起来都有困难。美国没有必要承认其义务。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也没关系。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可以用“缺乏经验”作为借口，但实际上是思维能力不足，缺乏严谨的法律思维，概念模糊造成的。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和专家。连他们的思维都那么不清楚，更何况是其他人。另一方面，美国提出的条款则更加明确和严格。 [1]

2. 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许多人无法区分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区别，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集体意识，批评一个群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批评一个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常导致中国人之间的斗争，地区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的相互攻击。这是因为集体概念和非集体概念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

事实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具有某种特征时，我们并不能断定该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该特征。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某种特征时，并不意味着该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种特征。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一个集体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南方人都擅长做生意。再比如山东人个子比较高。这里的“山东人”也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很高。又如“中国人总是内讧”、“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等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不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 “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是集体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是丑陋的结论。

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之间的区别。很多人认为，在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一些中国人……”，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到别人的赞扬。当别人称赞中国人时，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一些”。 ”。

李明先生写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笨？》 》等文章，很多中国人都非常不满，说按照李明的观点，李明也是傻子，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是因为没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区别。这里的“中国”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同样，作者在书中也谈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和不良品质。这里的“中国人”也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不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

集合的概念与非集合的概念相反，体现了由相似分子有机组成的集合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在一定的思维对象领域中，思维对象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组合的集合，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的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和对象类之间的根本区别是：集合的属性不一定由构成该集合的各个对象所拥有；对象类的属性必然由构成该类的各个对象所拥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分别是思维对象的集合和对象类的反映。聚合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聚合的概念只反映聚合体，而不反映构成聚合体的个体。例如，中国共产党是由数千万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 “中国共产党”这个概念仅反映党的整体。不能说个别党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词可能表达也可能不表达一个固定的概念。例如：“人”，在“人是猿猴转化而来”的判断中，“人”是一个集体概念，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猿猴转化而来的属性；在“张三是人”的判断中，“人”是一个非集体概念，指的是人或其成员之一。辨别一个词是否表达集体概念，必须与语言环境相结合，即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都需要结合该概念所反映的性质来考察。准确地区分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下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3.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苍蝇不咬无缝蛋”等等，都是基于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断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概率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所比较的两类事物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例如，狗的忠诚意味着人类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我们如何确定它们具有相同的品质？

这里的类比只是指论证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语法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把类比视为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点，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类比能形象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化深奥道理为简单道理。中国人喜欢用比喻。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运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的《劝学》是一系列比喻，而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延续了这一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使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富有文采，充满情趣，意境优美，给人想象的空间，可读性很强。

类比是人类无需特殊训练即可掌握的自然推理方法。大家可以做个类比。它来自于人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某个物体的某种特征时，就会想到它。相似的事物也会有同样的特征。例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都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使用类比。我不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擅长使用类比。中国人之所以用类比，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能力差，不善于纯粹推理，也不善于运用其他推理方法。西方人较少使用它，因为西方逻辑诞生较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类比推理结论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刻意避免类比。而且在和缺乏专业知识或者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交谈时，就得用类比的方法，否则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概率推理的一种，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假设是可以通过类比得出的。如果这些假设将来得到实践的验证，就会成为科学结论。

周星驰电影《审判》的开头，斌爷的狗，海军上将的儿子阿才，咬了一个屠夫。屠夫把狗赶走了。结果，宾老爷子要求屠夫赔偿他三百两银子；律师宋世杰宋世杰让仆人去咬斌师傅，却被斌师傅打走了。宋世杰按照彬大师的逻辑比喻，要求彬大师补偿他1000两银子。后来，当富商的儿子打死人时，宋世杰也用类比推理为富商的儿子辩护。这种诡辩歪曲了事实。他当众对凶手拳打脚踢，但凶手并没有死。如果几年后他死了，那也没什么关系；而凶手并没有当场将受害人打死，而是在第二天就死亡了。宋世杰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受害人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谬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运用类比的时候，往往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概率，往往把类比的结论视为必然。即使强硬地说话，随意比较，其实也没有说服力，更不可能说服别人。只能说明你的思维能力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籍管制、自由迁徙的问题时，有人问，为什么全世界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敞开国门，允许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的区别。

又比如，对于一些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来说，有人经常用一句谚语来教导他们爱国：“子不嫌母丑，母不厌母”。狗不会因为家庭贫穷而鄙视家庭。”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公民和狗的区别就更大了。家庭贫困与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关系是无法比较的。把它们归为同一类，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丑”、“穷”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她是一个虐待孩子的恶毒母亲，她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狗主人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狗不应该感到厌恶吗？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流传已久的成语、谚语都使用了类比。如“无火无烟”、“苍蝇咬不着无缝的鸡蛋”等，这些说法也是有问题的，不能视为真理。即使没有风，也会有波浪。印度洋海啸的波浪虽然巨大，但并不是由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咬无缝蛋。您所需要做的就是用狗粪便涂抹鸡蛋。许多人通过散布谣言、制造麻烦来诽谤他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句话：“俄罗斯是没有绿漆的老黄瓜，美国人是有绿漆的老黄瓜，其实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简单地用老黄瓜的比喻来比较国家，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义也很模糊。

太多的类比说明，有些人抽象思维能力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进行论证，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明显的形象，就无法思考。没有类比，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问题。原因。

4.双重思维

郎咸平曾在大学演讲中表示，我们的企业不应该追求做大做强。大学里的尖子生问他：“我们要变得又小又弱吗？”这是推理上的错误。不追求做大做强。只是变得小而弱。这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事物的相反两面或两端，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有很多，而中间的情况往往是最常见的。

二元论思维是中国人的普遍思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思维，孩子可以思考好人和坏人。很多中国人上学这么多年，思维还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例如，姚明和科比·布莱恩特等体育明星就明显分为两个阵营。姚黑姚米黑，柯黑柯米在网上整天被骂。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明显地分为好坏两类，并把好人供奉起来，比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看起来他们都是完美无缺的人；妖魔化坏人，比如一些汉奸、暴君等，好像他们一文不值。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妖魔化某个地区、某个阶层、某个职业的人。

从国家政策上来说，我们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划分，这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简单地将国家的人民分为农民和公民两部分，并用登记制度来区分。但事实上，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和公民都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和公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农民随时可以进城经商入籍，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进城做官。同样，城市人也可以随时在乡村购买一块土地，过上田园生活。即便你是首相，下台后也可能成为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务农或工作。就连美国总统华盛顿在卸任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体制，农民工成为了一个被困群体。他们的户口是农民，但工作却在城市。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公民，这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常常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

5. 错误的推理

在生活中，即使不专门研究，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根据这些逻辑进行推理往往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可能的结论来做出其他推论，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之前谈到的概括和类比推理也是如此。

我们在与人讨论时有时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有人却认为你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反驳你。显然，这是没有道理的，他实际上是在攻击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有人对这种行为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却说是别人的目标，然后对这个目标进行暴力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多次谈到同性恋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我是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不应该宣扬同性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他做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宣扬同性恋，他只是说政府和公众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假装没有看到。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是：如果你为同性恋说话，你就是在宣扬同性恋。这没有道理。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随机攻击！而且，这个人还自称“教授”，好像当教授就意味着正确一样，足见他的无知和傲慢，以及他的下层作风。攻击李银河的人大多和这位“医学院教授”有类似的逻辑。

在反驳的论据中，像这位“医学院教授”这样思考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常常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或错误的理解，得出与别人初衷不符的结论。并用这个结论作为别人的观点来反驳和攻击。

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不能从别人的论点中推断出来。比如这位“医学院教授”从李银河的讨论中推导出“李银河主张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无法推论的，因为这位“教授”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差。

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赞美日本，你就是汉奸；如果你赞美日本，你就是汉奸；如果你赞美日本，你就是卖国贼。如果你赞美美国，你就是“鹦鹉”；如果你赞美美国，你就是“鹦鹉”。如果你说中国不好，你就是汉奸。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是有问题的，也是不合理的。是否赞扬中日美，与是否汉奸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这样的前提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中美之间的差距和美国的优势。这时，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种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仅仅因为一个人赞扬美国并不能证明他认为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存在必然性。

“中国不愉快”一书中有一种看法：“这场金融危机反映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衰败。”该推论也太简单了。一场金融危机无法得出完全腐败的结论。结论。该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因于美国人民“停止工作并想住在大房子里”的事实。这仅仅是小学生的思考，非常简单。谁不想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住在大房子里？美国人绝不是唯一这样思考的人。